品读年画中的家国情怀
2024年龙年春节将至，每当此时，我总会忆起儿时在赣西农村外婆家贴春联、年画的趣事。除夕清晨，外婆早早熬好一锅面糊。早饭后，舅舅捧着一大摞春联和年画，童年调皮的我则提着一小桶面糊，屁颠屁颠、欢天喜地地跟着他屋里屋外地张贴。各式年画按内容不同，各安其位：大门上贴武门神，多为秦叔宝与尉迟敬德；进了院子，外屋门上贴文门神，如“天官赐福”；再往里，屋门上则贴一对迎接门童和对开的年画。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再次来到外婆家，依旧与舅舅合作贴春联和年画。不同的是，年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巨大变化。内容上多反映当代人的生活习俗与愿景，如《北京的声音》、《春之歌》、《希望在田野上》、《祖国啊，母亲》等。创作技法则采用当时时髦的上海月份牌风格，使人物的刻画更加细腻、真实，更具美感和装饰性，因而深受大众欢迎。
彼时已身为中学美术老师的我，如饥似渴地凝视着这些绘制精美、色彩喜庆的年画，爱不释手，赞叹不已，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尤其难忘《祖国啊，母亲》：画面传神地刻画了一位华侨女青年，身着时髦夏装，胸前挎着单反相机，肩背旅行包，站在金水桥上，手扶汉白玉雕花石柱，心中充满喜悦、微笑着面向大众。背景中的天安门华表、人民大会堂，以及身边飞过的几只和平鸽，共同营造出祥和喜庆的氛围。此画在题材、立意、构图乃至人物塑造、色彩效果和艺术处理上，都带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令我惊叹的是，这些年画的作者均来自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的美编、画家以及省地市的名家之手，有的还在全国年画展中获奖。我当时暗暗立志：有朝一日，我也要成为他们那样的画家。这份愿望成为我努力奋斗的动力。1997年，我终于实现梦想，成为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担任美术老师。巧合的是，校址正是原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那些我敬仰的年画作者（如今享誉中外的画家们）曾在此工作、培训、创作。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感慨万分，深感与各位画家的缘分不浅。2003年，我有幸被抽调到江西省美术出版社，参与中学美术教材与教参的编写工作，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等德高望重的画家们朝夕相处近三个月。他们和蔼可亲、乐观积极、勤学严谨的学者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任务完成后，出版社赠予每位参与者一本精美的《江西年画》大型画册。翻开画册，细心品读，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时光荏苒，人生如戏。20年后的今天，我与刘熹奇老师——原江西省美术出版社第四编辑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获得者、《祖国啊，母亲》的作者——在上海重逢。我们多次相约前往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观展、聊艺术、谈文学，分享观展心得，互赠画册与文集。曾经让我仰望的专业导师，如今竟成了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
曾几何时，每到过年，家家户户贴上年画，祈求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贴年画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因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这一习俗随之盛行开来。
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早期年画多围绕趋凶避邪、祈福迎祥两大主题。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民间特有的象征性装饰艺术。全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分别来自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
形象鲜明的“福禄寿全”、喜庆祥和的“观音送子”、色彩明快的“年年有余”、祈盼丰收的“五谷丰登”、寓意好运的“六畜兴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年画，总能将人带入祥瑞喜庆的氛围中。浓墨重彩的年画作为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风俗与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年画与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时代发展，题材更加广泛：一个胖娃娃抱着大鲤鱼，象征着吉庆有余；一个聚宝盆和一棵摇钱树，则象征着招财进宝。
想当年，为满足人们对年画的热切需求，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年画家。他们的优秀作品被大量印刷出版，投放城乡市场。民众过年购置年画、贴年画、赏年画蔚然成风，红红火火。
我的家乡江西，在年画创作和人才培养方面曾有过突出贡献与辉煌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也引发了艺术领域的第一个运动——“新年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文件起草者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的蔡若虹，他是江西九江人。这份文件激发了全国画家投身新年画创作的热情，江西的大批美术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宣传革命胜利与新中国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新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传统审美基础上加入新思想、新内容、新气象。
著名画家施绍辰1964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分配至江西工作。凭借扎实的功底，他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年）一炮打响，成为许多绘画学习者的榜样。刘熹奇老师曾回忆：“1965年，17岁的我有幸在新华书店发现施绍辰老师的年画《井冈山上话当年》，爱不释手，当即买下收藏至今。也许正是这个机缘，我结识了施老师，爱上了年画艺术，并坚持创作几十年。”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创作于1973年的“年画学习班”，描绘了两个小朋友在“北京牌”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场景，身后墙上贴着天安门宣传画，反映了当时青少年对首都北京的向往。同期作品还有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灵感源自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画中身着军装的少先队员正是主角“潘冬子”的写照。刘称奇的《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新年挂历出版发行。江西年画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不仅让业界刮目相看，更激发了本地年画爱好者的学习热情，许多画家以创作为荣，推动了年画内容与形式的拓展和变革，充满社会正能量。
在提升绘制技术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江西年画选择学习上海“月份牌”风格。月份牌年画造型淳朴、色彩热烈、喜庆气氛浓郁，如今已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人民出版社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举办了多期年画创作学习班，报名火爆，参与者达百余人。
70年代，江西年画有意识地选择本土文化题材，这也成为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以“井冈山”为主题的作品大量涌现：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刘称奇的《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表现毛主席开辟根据地的场景；陈慧荪的《井冈红旗》描绘妇女会绣制红军旗帜；章仁缘的《红军路上》展现女青年在黄洋界打靶训练；胡立义的《井冈新苗》刻画少先队员浇灌松苗；李振球的《万里征途不停步》反映干部参观“朱德扁担”的情景。
这一时期，江西年画有十几件作品入选1974、1975年的全国美展，引发全国关注和好评。从70年代起，江西年画不仅在本地大量出版，还被北京、上海、天津、湖北等地的出版社发行。1973年，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发行百万份；1978、1979年，年画品种达250种；1980年至1992年，江西出版年画50余种共500多件，年发行量最高达六七百万份，需求两旺。
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江西年画进入创作巅峰。画家们深入农村工厂，搜集素材，提升艺术水平。题材更加广泛，摆脱了空洞概念，努力挖掘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塑造新人物，歌颂新成就、新气象。年画创作呈现绚丽多彩的局面，涌现众多优秀作品，屡获全国大奖。
1980年，江西年画研究会成立。1984年，研究会邀请中央美院教授、年画理论家薄松年来南昌讲学，重点讲授中国年画史并放映历年精品幻灯片，对江西年画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就在此后不久，1984年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会上，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获一等奖，《在希望的田野上》获二等奖，一人独揽两项大奖，成为一时美谈。同年，《祖国啊，母亲》还在第六届全国美展获银奖。此外，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徐福根的《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均获二等奖。2001年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二刘为兄弟）、冯杰与张冬生的《春天的故事》获铜奖。
1988年5月，刘熹奇应邀前往广州进行年画创作交流，并演示了他首创的“透明水色”技法。该技法使用幻灯片专用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鲜亮透明；关键在于不用碳粉打稿，直接上色，色彩纯净。基于十多年的幻灯片绘制经验，刘熹奇自如掌控这种颜料，无需素描底稿。“透明水色”技法使他的年画细腻深入、明亮清新，成为他屡获大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标志着江西年画不仅在题材上有特色，在技法上也有了创新突破。《祖国啊，母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载入《中国年画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年画历史源远流长，产地众多，曾有过兴盛发展。随着时代变迁，这一古老艺术渐入低谷，有人甚至认为它将走向消亡。但我坚信：年画作为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作为我国独有的艺术门类，它汇集了众多优秀的民族绘画形式，不会也不该走向衰亡。近代的衰退只是发展中的低潮。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重视与回归，加之众多情感真挚、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画家执着探索与创新，一定会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标准的年画精品，逐渐形成新的审美情趣，使现代年画艺术重新焕发活力。
2024年1月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