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年画中的家国情怀
眼看2024年龙年春节即将来临，每到这时，我总会回想起小时候在赣西农村外婆家贴春联、年画的情景。除夕那天，外婆一早便熬好一锅面糊。吃过早饭后，舅舅捧着一大摞春联和年画，而我这个调皮的孩子则提着小桶面糊，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满心欢喜地在屋里屋外张贴。年画种类繁多，按内容不同贴在不同位置。大门上贴的是门神画，门神分文、武两种：文门神多是“天官赐福”，武门神则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大门上贴武门神，进入院子后，外屋门上贴文门神，再往里，房门上贴一对迎接门童和对开的年画。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再次来到外婆家，依旧与舅舅搭档贴春联和年画。不同的是，年画的题材、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容大多反映当代人的生活习俗和愿景，如《北京的声音》、《春之歌》、《希望在田野上》、《祖国啊，母亲》等。绘制技巧上，采用了当时时髦的上海月份牌技法，使得年画人物更加细腻、真实，更具美感和装饰性，因而深受大众欢迎和喜爱。
那时，我已是一名中学美术老师，凝视着这些绘制精美、色彩喜庆的年画，我如饥似渴，爱不释手，赞叹不已。尤其是《祖国啊，母亲》，画面生动刻画了一位华侨女青年：她身着时髦夏装，胸前挎着单反相机，肩背旅行包，站在金水桥上，手扶汉白玉雕花石柱，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微笑，面向观众。背景是天安门华表、人民大会堂，几只和平鸽飞过，整个画面营造出祥和喜庆的氛围。此画在题材、立意、构图、人物塑造、色彩效果及艺术处理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令我惊叹的是，这些年画的作者全部来自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的美编、画家及省地市名家之手，有的还在全国年画展览中获奖。当时我便暗下决心，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画家。这个愿望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奋斗，最终在1997年实现了梦想，成为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担任美术老师，而校址恰好是原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前述那些年画作者，后来享誉中外的画家们，曾在我上课的教室里工作、培训、创作年画。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感慨万千，深感与这些画家缘分不浅。2003年，我有幸被抽调至江西省美术出版社，参与中学美术教材和教参的编写工作，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等大画家编辑朝夕相处了将近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们亲眼见证了他们的德高望重与声誉卓著，他们和蔼可亲、乐观积极、勤学严谨的学者风范，给我和教材编写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任务完成后，出版社为每位参与者赠送了一本精美的《江西年画》大型画册。翻开画册，细心品读，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时光荏苒，人生如戏。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年后的今天，我与原江西省美术出版社第四编辑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获得者、《祖国啊，母亲》的作者刘熹奇老师在上海重逢。我们多次相约，到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看展览、聊艺术、谈文学，交流观展心得，互赠个人画册和文集。曾经让我仰视的专业导师，如今成了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
曾几何时，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贴年画，以求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也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贴年画有助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受明太祖朱元璋倡导春节贴春联、年画的影响，贴年画逐渐成为一种习俗并盛行开来。
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早期年画多与趋凶避邪、祈福迎祥两大主题密切相关。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先、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种中国民间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全国年画有三大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它们构成了我国年画的三大流派。
形象鲜明的“福禄寿全”、喜庆祥和的“观音送子”、色彩明快的“年年有余”、祈盼丰收的“五谷丰登”、寓意好运的“六畜兴旺”等，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年画，总能将人带入祥瑞喜庆的氛围中。
浓墨重彩的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年画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年画题材日趋广泛，最常见的包括：一个胖娃娃怀抱大鲤鱼，象征吉庆有余；一个聚宝盆和一棵摇钱树，象征招财进宝。
想当年，为了满足人们对年画的强烈需求，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年画家，他们的优秀作品被印刷出版，大量投放城乡市场。民众过年购置年画、贴年画、赏年画蔚然成风，红红火火。
我的家乡江西，在年画创作和人才培养方面曾有过突出的贡献和辉煌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也引发了艺术领域的第一个运动——“新年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件由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蔡若虹起草，而蔡若虹正是江西九江人。这一指导性文件激发了全国画家投身新年画创作的热情，江西大批美术工作者也积极响应。他们参与创作，宣传革命胜利及新中国成立，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新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希望在传统审美基础上增添新思想、新内容、新气象。
著名画家施绍辰1964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工作。凭借扎实的绘画功底，他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年)一炮打响，成为许多绘画学习者的老师和偶像。可以说，施绍辰对当时及后来的江西年画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刘熹奇老师曾回忆：“1965年，17岁的我有幸在新华书店发现施绍辰老师创作的年画《井冈山上话当年》，爱不释手，当即买下收藏至今。也许正是这个机缘巧合，让我结识了施绍辰老师，爱上了年画艺术，并坚持创作了几十年。”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是1973年在“年画学习班”期间创作的，描绘了两位小朋友在“北京牌”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场景，身后墙上贴着天安门宣传画，反映了当时青少年对首都北京的向往。同期作品还有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灵感来自1974年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画中身着军装的少先队员正是影片主角“潘冬子”的写照。刘称奇的《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的新年挂历出版发行。江西年画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不仅让外界刮目相看，更激发了省内年画爱好者的学习热情，许多画家纷纷投身这一领域，以创作年画为荣。这些作品有力推动了年画内容和形式的拓展与变革，契合了时代发展需求，充满了社会正能量。
内容确定后，接下来就是提升绘制技术、增强年画艺术感染力的问题。通过调研，决定学习上海“月份牌”年画风格。月份牌年画以造型淳朴、色彩热烈、富有强烈喜庆气氛而广受欢迎，具有独特美感。如今，月份牌已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人民出版社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举办了多期年画创作学习班，报名人数爆满，共有100多人参加。
在题材上，70年代的江西年画有意识地选择本土文化特色题材，这也是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涌现出越来越多以“井冈山”为主题的作品。例如，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刘称奇的《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表现了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情景；陈慧荪的《井冈红旗》描绘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妇女会革命女青年绣制中国工农红军旗帜的场景；章仁缘的《红军路上》表现了女青年们来到井冈山黄洋界进行打靶训练、接受革命再教育的情景；胡立义的《井冈新苗》描绘了几位少先队员在井冈山上浇灌新植的松苗，寓意井冈山精神代代相传；李振球的《万里征途不停步》描绘了一位干部在井冈山博物馆参观“朱德扁担”，同样反映了传承革命精神的主题。
这一时期，江西年画作品有十几件入选1974年、1975年的全国美展，引起全国年画界对江西年画的关注和广泛好评。从70年代开始，江西年画不仅在省内大量出版发行，还被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湖北等地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及其他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年，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发行百万份；1978年、1979年，出版年画达250种之多。从1980年至1992年，江西出版年画50余种，共500多件作品，最高发行量每年达六七百万份，可谓需求旺盛、捷报频传。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期。当时，许多画家克服了闭门造车的弊病，深入农村工厂搜集素材，致力于提高年画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的年画题材广泛，摆脱了空洞概念和表面描写的毛病，努力挖掘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大量及时地歌颂新中国的新成就、新气象和革命胜利带来的喜悦，使年画艺术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局面，也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并屡获全国大奖。
上世纪80至90年代，江西年画创作队伍不断扩大。1980年，江西年画研究会成立。1984年，研究会邀请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年画理论家薄松年来南昌讲学，主要讲授中国年画史，并放映历年中国年画精品幻灯片。此次讲学对江西年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题材与主题选择上，给予作者们很大启发。80年代开始，江西年画的主题选择更加自由丰富，充满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就在薄松年来赣讲学后不久，在1984年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会上，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荣获一等奖，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获二等奖。一人在同一展览上荣获一、二等奖，一时成为美谈。由于历史原因，这次评选距上一届时隔30多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重要的年画评选。值得一提的是，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同年又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银奖。此外，在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中，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徐福根的《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都荣获二等奖。这些成果无疑是对江西年画几十年发展的充分肯定。2001年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二刘为兄弟俩)、冯杰、张冬生的《春天的故事》皆获铜奖。
1988年5月，刘熹奇应邀赴广州与广东年画作者进行创作交流，并表演了首创的“透明水色”年画绘制技法。“透明水色”技法是刘熹奇在年画技法上的重要突破。这种技法使用绘制幻灯片的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色彩鲜亮透明，关键在于不用碳粉打稿，直接用水色作画，避免了颜色变脏。刘熹奇发明这一技法，源于他十多年的幻灯片绘制经验。凭借扎实的基础，他能够自如掌控这种颜料，无需素描底稿。“透明水色”技法使刘熹奇的年画作品不仅细腻深入，而且格外明亮清新、透润自然，这是他频频在全国年画展览上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标志着江西年画不仅在题材选择上有了特色与优势，在技法上也有了创新突破。刘熹奇代表作《祖国啊，母亲》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第三届全国年画展一等奖，原作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并载入《中国年画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年画历史源远流长，产地众多，通俗普及，曾经历颇为兴盛的发展。随着时代变迁，这一风靡几个世纪的古老艺术逐渐走向衰败，甚至有人认为它将最终消亡。但我认为：年画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流传至今，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作为我国独有的艺术门类，它汇集了许多优秀的民族绘画形式，因此不会也不该走向消亡。年画在近代表现出的衰退，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潮。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和回归，更因有一大批情感真挚、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画家执着探索创新，一定会创作出符合当代人审美标准的年画精品，逐渐形成新的年画审美情趣，使现代年画艺术重新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