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涩年华

青涩年华，常用来形容那些涉世未深的少男少女，纯净如初雪。在那个六七十年代，这份青涩是特有的美——思想含蓄，眼神清澈，仿佛一眼能望到底。如今，年岁渐长，我总爱怀旧，想起那段跌宕起伏的青春，仿佛梦境般缥缈。而此刻，与老友相聚，细数往事如歌，我忍不住用文字记录下这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算是酣畅淋漓地宣泄一场。

我的故事，始于二十世纪50年代初。那时，我出生在南昌师范学校旁一条小巷的出租屋里。父母正分别于省师范学院和市师范学校求学，一个读大学，一个念中专。因我早产、先天不足，母亲又缺奶，我每天哭闹不停。医生叮嘱：“早产儿尽量母乳喂养，要早接触、早吸吮，注意观察腹部，看有无呕吐、腹胀。”无奈之下，父母只好将我送到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外婆当时正给未满周岁的小舅舅喂奶。为了救我这条幼小的生命，她狠心提前给小舅舅断了奶，让我接力吮吸她残存的乳汁。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亲情传递——我常想，是外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后来，这段经历被我写进作文《我的外婆》。高中语文课上，唐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可即便如此，我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长大，从小体弱多病，怎料“屋漏偏逢连夜雨”。七八岁身体发育的关键期，又赶上1962年的国家自然灾害，我单薄的生命更是脆弱不堪。到了70年代中期，我的身高不过一米五七，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个子。

先天不足，让我瘦小的身躯总招来别人的鄙视和嘲讽。久而久之，我变得胆小慎微、内向孤僻，不爱说话，自卑感如影随形，甚至发展到口吃结巴的地步。因为不合群，大家常见我捧着小人书翻看，或蹲在院子里，拿小木棍在地上涂涂画画，自娱自乐。个别调皮的小朋友看我沉默寡言，便来欺负我：抢走小人书，用脚抹掉我的画。我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忍受。时间一长，他们觉得无趣，也就不再理我。在家里，我是乖乖仔，作为长子，父母对我呵护有加。哪怕家里困难，兄弟姐妹分配不均时，他们也优先满足我，仿佛想弥补当年不慎带给我身心创伤的亏欠。

随着年纪渐长，父母最操心的是我的前途和婚姻。他们怕我被欺负，更担心我将来找不到对象。1974年高中毕业后，去向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父亲时任县文化馆馆长，他担心我这单薄身子吃不消农村的苦，便避开集体下放的安排，托关系找到一位当公社书记的朋友，让我单独插队到鱼米之乡——靠近新建县卫星城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并安置在一户条件不错的村民家吃住。

懵懵懂懂的我，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每天跟当地农民一样，下田旱地出工，赚取工分。看我这瘦小模样，队里每天只给记七分。我做过插秧、除草、种地、耘禾、收割等农活。每逢春插、双抢、秋收，天天出工，早出晚归，从不落下。日复一日的田间劳动，皮肤晒脱了几层皮；水田里插秧，遭过蚂蝗叮咬；田埂上走路，还被毒蛇咬过。对一个长期生长在城市、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小青年来说，劳累、辛苦、惊吓、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是每天的必修课。好在有乡亲们的关心帮助，尤其是农家搭伙吃住，让我每天收工后能稍作缓解。房东大妈和大哥待我不薄，让我心存感激。

在李家村，我与乡亲们一同劳动，真切感受到他们的勤劳、淳朴和善良。有人主动问我生活情况，照顾我干些轻活；有人催我早点收工，慢慢适应；逢年过节，若我没回家，有的村民还送来一盘可口的荤菜、一砵美味的鸡汤。那份深情厚谊，让我无比感动和幸福。劳动中，我也见识了乡亲们熟练的技巧：耕地耙田、插秧割禾，日晒雨淋。他们晒黑的肌肤、古铜色的脸上结实放光，显得格外精神。辛苦动摇不了他们靠劳动创造财富、争取幸福的决心。同时，他们也不时自娱自乐，以缓解体力消耗：有人哼唱民歌乡曲，有人唠嗑讲笑话；青年男女趁机打情骂俏；中老年村民则不失时机地拿他们开涮。个别“名嘴”还会添油加醋编些黄段子，逗得大家前仰后合。这些乐子极大地转移了疲劳，活跃了气氛，振作了精神，也提高了劳动效率。在这苦中作乐里，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半年多。恰逢房东大儿子要结婚，我不得不搬出农家大屋。生产队长不知如何安置我，便让我住进村里一座破旧的祠堂——那里也是一所混合班小学（低年级1-3年级）。队长清空里面的小仓库，让我住宿和做饭。我特意到供销社买了个煤油炉和铁锅。此后，队长每天叮嘱我像当地农妇一样提前收工，回家做饭。为保证食材供应，他还安排几户村民轮流提供大米、蔬菜、鸡蛋、菜油，按本地最低价卖给我。

自搬进祠堂，我除了更忙碌辛苦，精神上也添了意外负担。每晚最是难熬——祠堂与村子隔开一段距离，门前还有个池塘，俨然一座孤岛。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房梁上老鼠成群结队，窜来窜去，叽叽喳喳，令人不寒而栗；外面池塘蛙声、野猫在窗上的哀鸣，骚扰得我无法入眠。这样的环境，怎能不害怕？可碍于面子，我不敢声张。头一个星期多，我几乎整夜不敢闭眼。更难的是三餐。过去在农家搭伙，收工回家就能吃饭；如今劳动后还要自己动手弄饭做菜。从没烧过饭菜的我，头几天手忙脚乱、烟熏火燎，苦不堪言。原来的东家得知后，赶紧过来帮忙，手把手指导，才让我度过难关。

我每月回县城探亲一次，向父母汇报生活。父亲听完我的烦恼，毫不犹豫地亲自赶到公社，找到那位书记朋友，述说原委。书记随即陪父亲来到住处，找来生产队长，希望根据我胆小体弱的情况，重新妥善安置。我下放的村庄在新城郊区，面前有河叫锦江，远处群山连绵，近处稻海一望无际，好一派青山绿水、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经几轮商讨，书记和队长决定让我与同队下放的上海知青小鲁和小杨同住。他俩是老三届，来农村多年，近几年新城建设热潮，生产队照顾他们进城打工。他们在附近建筑工地干活，宿舍是闲置的砖木水泥平房，宽敞明亮。白天他们上班，我回生产队劳动；住地靠近机关，我们几人便在机关食堂用餐。我每天早上带好午饭，中午用开水泡热吃；早晚在住处附近食堂解决。对这个新家，我十分满意。

新住处离村庄约四里路，途中要经过一段老街，公社就在老街尽头。一次父亲下乡检查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他把我带到老街街口一户人家门前敲门。开门的是位近六旬、面色黑里透红的老先生。“这位是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余老师。”父亲介绍。“余老师好。”我礼貌地打招呼。“这是我的大儿子谢陈。”“小谢，你好！”余老师热情地握手。“余老师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文化人，他所负责的文化站每年都是先进单位，以后有什么事多多请教。”父亲说。“领导过奖了，我只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不像谢馆长，一手抓全县群众文化建设，一手还自己搞文学创作，还请馆长继续关照基层员工。”

正说着，里面出来一位老妇和一位年轻姑娘。“这是老伴，那是我的女儿。”余老师分别介绍。“谢馆长请进屋坐。”师母泡茶倒水，宾主落座寒暄。这是一套木质老屋，陈设古色古香。墙上挂着字画，装饰柜里摆着古老的花瓶、瓷器、根雕；通顶的书橱里，各种古今名著应有尽有——好一个书香门第之家。通过谈话得知，余老师的老伴是小学教师，女儿余倩在公社中学读高二。余老师40多岁才得此女，父母特别宠爱她。两个哥哥早几年就参加工作和下放知青点，很少回家，余倩成了两老当下的依靠。她在紧张学习之余，主动帮父母操持家务，烧菜做饭也是一把好手。从余倩微胖甜美、浅笑盈盈的模样中，能看出她端庄温柔、楚楚动人；举手投足间，透出比同龄人更成熟的青春魅力，显露着良好的教养和学识。果然没猜错——她父亲说，女儿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实际上，她仅比我小3岁。

每天我到生产队出工，从住处到村上，都要经过余老师家门口。他们全家对我十分客气。知道我喜欢看书，余老师常带我去文化站，让我在书架上挑喜欢的书借回去看，让我晚上过得充实。除此之外，每周余老师还会请我到家里吃饭，说是改善伙食、增加营养。那时，余倩做的满桌美味佳肴，总让我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余老师平日喝酒抽烟厉害，常有哮喘、咳嗽、胸闷的症状。一天，他突然发病昏厥。师母和余倩吓得不轻，不知所措。我正巧上工路过，赶紧跑到生产队请人，把老师送到公社医院。检查紧急处理后，医生建议马上转县医院住院治疗。我又马不停蹄、悄无声息地跑到公社邮政所，给余老师在新丰农场工作的儿子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当天，儿子和老伴陪着余老师赶往县医院。临行前，师母把我叫到身边，小声嘱咐：“这段时间，麻烦你经常过来看看余倩。她一个人在家，每天要上学，还要料理家务，我们有些不放心。通过观察，我觉得你为人忠厚、办事稳当，拜托了。”“钟老师，您就别客气了。您们全家对我恩重如山，我报答还来不及呢，您就放心吧！”我答应了她的请求，承诺每天上下工时都会过来看看。

之后一个多月，我每天上下工时都会留意余倩家门上是否上锁。尤其下午，若见门上没锁，我便敲门问问她的情况。每逢周末余倩不上学，她都会延续旧俗，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吃饭聊天。有时我收工晚，她就站在门口，静静看书等我。一天收工回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远处雷声隆隆，眼看一场大雨将至。好心的李婶劝我跟她回家拿把伞再走，我却固执地认为雨不会这么快下，拔腿就跑。没跑多远，暴雨倾盆而下，瞬间浇得我全身湿透。经过老街，见余倩家门没锁，我赶紧敲门借伞。小余开门见我如此狼狈，忙让我进屋，又到里屋拿出哥哥的干净衣服：“你去洗手间换下湿衣服，我做饭，你就在这里吃了再走。”没多久，她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姜糖水：“赶紧喝了，天气凉，不然容易感冒。”面对她的体贴入微，我感激涕零。

余倩是个细心的姑娘。只要我衣服上有泥土、污迹或汗味，她就劝我换下来让她洗。我起初不好意思，但她不容置疑地坚持，我只能乖乖“缴械投降”。身处异地、每天干着重体力活的我，面对这份无微不至的关心，尴尬不已——本就口吃的我，感动得语无伦次，只剩一副憨态可掬的窘相。也许是因为双方父母都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不久我发现余倩对文学艺术也很感兴趣，还参加了学校的写作小组。我仿佛找到了知己，两人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一帘幽梦》是当时畅销的台湾作家琼瑶创作的长篇小说，写于1973年。小说描述了姐妹俩绿萍、紫菱与男孩楚濂、中年男子费云帆之间的爱情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心理描写贴切，文笔凄切动人，并被多次改编成电视剧。余倩是忠实的琼瑶迷，在紧张学习之余喜欢读琼瑶小说，还写点读后感：“一帘幽梦，应该是少女情窦初开，对心中那个他的幽思。因为不知他心中所属，姑娘的爱恋与日俱增，却说不出。姑娘的心思有谁来懂？有谁来共？恰似一帘幽梦。一帘幽梦，是一种思绪，是一种情感的牵挂，是一轮明月，是窗前拂过的一缕清风，是心中割舍不下的情结。”看她的独到见解，我明白她绝非盲从的狂热者，而是有自己的思考。那一刻，我更加庆幸能遇到一位志趣相投的姑娘。我也把自己写的短文章给她过目，请她提意见。余倩的点评总让我心悦诚服，她还启发我：可以把下放经历的新鲜事，组合成散文或小说投稿报社。她的提示让我豁然开朗，跃跃欲试。

回到宿舍，我梳理了下放以来的经历，在大队部找来省市各报社副刊发表的文学作品阅读参考，制定写作计划，拟订提纲，尝试创作。短篇小说《红色的种子》经三次修改，并与余倩共同探讨后，寄给了《南昌晚报》。一个多星期后，晚报派副刊编辑涂老师下到生产队找我，与我研讨后再次修改充实。小说终于在1975年6月14日《南昌晚报》第三版“红雨”副刊上发表。收到稿费后，我激动得溢于言表，迫不及待去集市买来肉菜，与余倩共同庆贺初战告捷。

日久生情。两个患难之交的热血青年，因心心相通而彼此爱慕。从余倩温柔似水的眼神中，我能感应到她内心似火的热情。然而，农村生活的磨砺让我成熟不少：我明白，这感情只是青年男女情窦初开的自然现象。我也深知，余倩当前主要任务是学习——一年后将面临高考，我不能影响她的学业；更不能辜负她母亲的信任与嘱托。所以，每当交谈到一定程度，尽管意犹未尽，我总能及时退出，像大哥哥一样嘱咐她做完功课、锁好房门、早点休息。晚上回到住处，料理完个人事宜，躺在床上，我总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一幕幕真实感人的画面不时浮现，让我春心荡漾，幻想将来能娶到像余倩这样漂亮、温柔又能干的妻子。然而，理智又将我拉回现实——当时女青年择偶标准，都看外表、身高、工作、地位、财富。面对残酷现实，我只好打消奢望，自卑地对个人大事心灰意冷。

愉快的经历往往短暂。不久，我被生产队派往县里最大的水利工程——流湖参加大会战。几个月里，挑土、铲沙、写工地宣传新闻稿，每天都精疲力尽。工程完工后，我回到生产队，再次走在那条熟悉的老街上，敲开余倩家门。家人告诉我，她被公社中学推荐，已转学到县中学某重点班，准备冲击来年高考。她的离开，让我美好的经历戛然而止。欣慰的是，一年后，余倩果然不负众望，顺利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我默默祝福她，也感谢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让我找到了青春的希望。

2024年5月20日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