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年画中的家国情怀——从童年记忆到艺术传承的深情回望
眼看2024年龙年春节即将来临，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在赣西农村外婆家贴春联、年画的有趣经历。那时在江西农村过年，除夕一大早，外婆便熬好一锅面糊。吃过早饭后，舅舅捧着一大摞春联和年画，我便提着一小桶面糊，屁颠屁颠、欢天喜地地跟着他屋里屋外地忙碌开来。各式各样的年画，按内容不同被贴在不同的位置上。大门上贴的是门神相，门神分为文武两种：文门神多为“天官赐福”，武门神则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大门贴武门神，进入院子后外屋门上贴文门神，再往里，房门上则是一对迎接门童和对开的年画。这些画面至今仍让我感到温馨亲切。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再次来到外婆家，还是和舅舅合作贴春联和年画，但年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容上大多反映了当代人的生活习俗和愿景，比如《北京的声音》《春之歌》《希望在田野上》《祖国啊，母亲》等。技法上则运用了当时时髦的上海月份牌技法，使年画人物更加细腻、真实，更具美感和装饰性，也因此深受大众欢迎和喜爱。
那时的我已经是一名中学美术老师，如饥似渴地凝视着这些绘制精美、色彩喜庆的年画作品，爱不释手、赞叹不已，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祖国啊，母亲》。画面传神地刻画了一位华侨女青年：她身着时髦夏装，胸前挎着单反相机，肩背旅行包，站在金水桥上，手扶汉白玉雕花石柱，心中充满喜悦，微笑着面对大众。背景是天安门华表、人民大会堂，几只和平鸽飞过身旁，整个画面营造出一种祥和喜庆的氛围。这幅画无论题材、立意、构图，还是人物塑造、色彩效果和艺术处理，都带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力。更让我惊叹的是，这些年画的作者全部来自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的美编、画家以及省地市名家之手，有的还在全国年画展览中获奖。从那时起，我便暗自立志：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一名画家。这个愿望一直是我努力奋斗的动力，1997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江西省美术家协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担任美术老师，校址恰好是原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那些年画的作者——如今享誉中外的画家们——曾在我上课的教室里工作、培训、进行年画创作。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感慨万千，看来我与这些画家的缘分着实不浅。2003年，我有幸被抽调到江西省美术出版社，参与中学美术教材和教参的编写工作，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等老师朝夕相处了近三个月。他们德高望重、声誉卓著，为人却和蔼可亲、乐观积极、勤学严谨，这些学者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任务完成后，出版社赠送给每位参与者一本精美的《江西年画》大型画册。翻开画册，细细品读，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时光荏苒，人生如戏。20年后的今天，我与刘熹奇老师在上海重逢——他是原江西省美术出版社第四编辑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获得者，也是年画《祖国啊，母亲》的作者。我们多次相约到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看展览、聊艺术、谈文学，交流观展心得，互赠个人画册和文集。过去那个让我仰视的专业导师，如今竟成了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
曾几何时，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贴上年画，祈求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也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贴年画有助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这一习俗逐渐盛行开来。
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早期的年画主题都与驱凶避邪、祈福迎祥紧密相关。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种中国民间特有的象征性装饰艺术。全国著名的年画产地主要有三处：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它们构成了我国年画的三大流派。
从形象鲜明的“福禄寿全”、喜庆祥和的“观音送子”，到色彩明快的“年年有余”、祈盼丰收的“五谷丰登”、寓意好运的“六畜兴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年画，总能将人带入祥瑞喜庆的氛围之中。
浓墨重彩的年画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年画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吉庆有余的年画题材越来越广泛。最常见的画面是：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象征吉庆有余；一个聚宝盆和一棵摇钱树，象征招财进宝。
为了满足人们对年画的强烈需求，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批年画家，他们的优秀作品被印刷出版，大量投放城乡市场。过年时，购置年画、贴年画、赏年画蔚然成风，红红火火。
我的家乡江西，在年画创作和人才培养方面曾有过突出的贡献和辉煌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也由此引发了艺术领域的第一个运动——“新年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负责起草这份文件的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的蔡若虹，而他正是江西九江人。这一指导性文件激发了全国广大画家投身新年画创作的热情。江西也有大批美术工作者积极响应，他们参与新年画创作，宣传革命胜利及新中国的建立，传递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以及新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人民群众的传统审美习惯基础上，增添新思想、新内容、新气象。
著名画家施绍辰1964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工作。凭借扎实的绘画功底，他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年）一炮打响，成为许多绘画学习者的老师与偶像。可以说，施绍辰对当时及后来江西的年画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刘熹奇老师曾回忆：“1965年，17岁的我有幸在新华书店发现施绍辰老师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爱不释手，当即买下收藏至今。也许正是这个机缘巧合，让我结识了施老师，爱上了年画艺术，并坚持了几十年。”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创作于1973年的“年画学习班”期间，描绘了两个小朋友在“北京牌”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场景。他们身后的墙上张贴着天安门宣传画，反映了当时青少年对首都北京的向往。同一时期，还有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灵感来源于1974年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画中身着军装的少先队员正是主角“潘冬子”的写照。刘称奇的作品《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的新年挂历出版发行。江西年画的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不仅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也极大地激发了江西年画爱好者的学习热情。许多画家纷纷投入这一阵地，以创作年画为荣。这些作品无疑推动了年画内容和形式的拓展与变革，契合了时代发展需求，充满了社会正能量。
内容确定后，关键在于如何提升绘制技术、增强年画的艺术感染力。经过调研，大家决定学习上海“月份牌”年画风格。月份牌年画造型淳朴、色彩热烈，富有强烈的喜庆气氛，具有独特美感，如今已被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江西人民出版社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举办了多期年画创作学习班。报名人员爆满，共有100多人参加。
在题材选择上，上世纪70年代的江西年画有意识地聚焦本土文化特色，这也是江西年画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井冈山”为主题的作品不断涌现：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刘称奇的《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描绘了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历史场景；陈慧荪的《井冈红旗》展现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妇女会的革命女青年在绣制中国工农红军旗帜的情景；章仁缘的《红军路上》表现了女青年们到井冈山黄洋界进行打靶训练、接受革命再教育；胡立义的《井冈新苗》描绘了几位少先队员在井冈山上浇灌新植的松苗，象征着井冈山精神代代相传；李振球的《万里征途不停步》则刻画了一位干部在井冈山博物馆参观“朱德扁担”的场景，反映了传承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主题。
这一时期，江西年画作品有十几件入选1974年、1975年的全国美展，引起了全国年画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从70年代开始，江西年画不仅在本地大量出版发行，还被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湖北等地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及其他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年，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发行量达百万份；1978年至1979年，出版年画达250种之多。从1980年到1992年，江西共出版年画50余种，累计超过500件作品，最高发行量每年达六七百万份，可谓需求两旺、捷报频传。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期。当时，许多画家克服了闭门造车的问题，深入农村和工厂收集素材，努力提高年画作品的艺术水平。年画题材更加广泛，摆脱了空洞概念或表面描写的弊病，着力挖掘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大量而及时地歌颂新中国的新成就、新气象和革命胜利带来的喜悦。年画艺术呈现出一片绚丽多彩的局面，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并屡获全国性大奖。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江西年画创作队伍不断扩大。1980年，江西年画研究会成立。1984年，研究会邀请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年画理论家薄松年来南昌讲学，讲授中国年画史，并放映了历年中国年画精品幻灯片。这次讲学对江西年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上，给年画作者们带来了很大启发。80年代起，江西年画的主题选择更加自由丰富，充满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就在薄松年来赣讲学后不久，1984年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会上，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荣获一等奖，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也获得二等奖。一人在同一展览上包揽一、二等奖，成为一时美谈。由于历史原因，这次评选距上一届时隔30余年，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重要的年画评选。值得一提的是，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又在同年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银奖。此外，在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中，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徐福根的《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都荣获二等奖。这些成果无疑是对江西年画几十年发展的充分肯定。2001年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二刘为兄弟）、冯杰与张冬生的《春天的故事》皆获铜奖。
1988年5月，刘熹奇应邀到广州与广东年画作者进行创作交流，并表演了他首创的“透明水色”年画绘制技法。这一技法是刘熹奇在年画技法上的重要突破。他使用的是一种绘制幻灯片用的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因此鲜亮透明。关键在于，他不用碳粉打稿，而是直接用水色作画，避免了颜色变脏的问题。刘熹奇发明这一技法，源于他十多年的幻灯片绘制经验。正是有了扎实的基础，他才能自如掌控这种颜料，且无需素描底稿。“透明水色”技法使刘熹奇的年画作品不仅细腻深入，还格外明亮清新、透润自然，这也是他能在全国年画展览上频繁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标志着江西年画不仅在题材选择上有了特色与优势，在技法上也实现了创新突破。刘熹奇的代表作《祖国啊，母亲》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第三届全国年画展一等奖，原作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并载入《中国年画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年画历史源远流长，产地众多，通俗普及，曾有过颇为兴盛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风靡几个世纪的古老艺术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有人预言它将最终消亡。但我认为，年画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相传至今，影响深远。作为我国独有的艺术门类，它汇集了许多优秀的民族绘画形式，因此不会也不应该走向衰亡。年画在近代表现出的衰退现象，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潮。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和回归，再加上一大批情感真挚、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画家执着地探索创新，一定能够创作出符合当代人审美标准的年画精品，逐渐形成新的年画审美情趣，使现代年画艺术重新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