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年画中的家国情怀——一位江西画家的记忆与传承
眼看2024年龙年春节即将来临，每当此时，我就会想起在农村外婆家贴春联、年画的有趣经历。小时候，在赣西某农村外婆家过年，除夕这天，外婆一早会熬好一锅面糊。吃过早饭后，舅舅捧着一大摞春联、年画，而童年调皮的我会提着一小桶面糊，屁颠屁颠、欢天喜地地跟着舅舅屋里屋外张贴。各式各样的年画，按内容不同张贴在不同的位置上：门户上贴上“门神相”，门神分为文、武两种。文门神多为“天官赐福”，武门神则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大门贴上武门神，进入院子后，外屋门上贴文门神，再往里，屋门上则贴上一对迎接门童和对开的年画。
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再次来到外婆家，还是与舅舅合作贴春联和年画。但不同的是，年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内容上大多反映当代人生活的习俗和愿景，如《北京的声音》《春之歌》《希望在田野上》《祖国啊，母亲》等。技巧上采用了当时时髦的上海“月份牌”技法绘制，使年画人物更细腻、真实，更具美感和装饰性，因此深受大众欢迎和喜爱。
已是中学美术老师的我，如饥似渴地凝视着这些绘制精美、色彩喜庆的年画作品，爱不释手、赞叹不已。尤其是《祖国啊，母亲》，画面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华侨女青年：她身着时髦夏装，胸前挎着单反相机，肩背旅行包，站在金水桥上，手扶汉白玉雕花石柱，心中充满喜悦、微笑着面向大众。背景为天安门华表、人民大会堂，身边飞过几只和平鸽，整个画面营造出祥和喜庆的氛围。此画无论在题材、立意、构图，还是在人物塑造、色彩效果和艺术处理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让我惊讶的是，这些作品的作者全部来自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的美编、画家以及省地市名家之手，有的还在全国年画展览中获奖。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画家，这个愿望一直成为我努力奋斗的动力。1997年，我终于实现了梦想，成为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当美术老师，校址正好是原来最早的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上面提到的那些年画作者，包括如今享誉中外的画家们，都曾在我上课的教室里工作、培训、进行过年画创作。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十分感慨，看来我与各位画家缘分不浅。果然，2003年我有幸被抽调到江西省美术出版社，参与中学美术教材和教参的编写工作，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等大画家编辑朝夕相处了近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们见识了他们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言行举止，他们和蔼可亲、乐观积极、勤学严谨的学者风范，给我和教材编写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任务完成离开前，出版社给每人赠送了一本精美的《江西年画》大型画册。翻开画册细心品读，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时光荏苒，人生如戏。20年后的今天，我与原江西省美术出版社第四编辑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获得者、年画《祖国啊，母亲》的作者刘熹奇老师在上海相会。我们多次邀约，到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看展览、聊艺术、谈文学，交流分享观展心得体会，互赠个人画册和文集。过去让我仰视的专业导师，如今竟成为一对志同道合、无事不谈的知心好友。
曾几何时，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贴上年画，为的是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同时也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贴年画也能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受其影响，过年贴年画成为一种习俗，随之盛行开来。
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中国早期的年画都与趋凶避邪、祈福迎祥这两个主题密切相关。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习俗化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一种中国民间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全国年画有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它们代表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
形象鲜明的“福禄寿全”、喜庆祥和的“观音送子”、色彩明快的“年年有余”、祈盼丰收的“五谷丰登”、来年好运的“六畜兴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年画，总能将人带入祥瑞喜庆的氛围中。
浓墨重彩的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年画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象征吉庆有余的年画发展，题材也日益广泛。最常见的有：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象征吉庆有余；一个聚宝盆和一棵摇钱树，象征招财进宝。
想当年，为了满足人们对年画的强烈愿望和需求，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批年画家。他们的优秀年画作品被印刷出版，大批量投放城乡市场。民众过年购置年画、贴年画、赏年画蔚然成风，红红火火。
我的家乡江西省在年画创作和人才培养方面曾有过突出的贡献和辉煌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也引发了关于艺术领域的第一个运动事件——“新年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负责起草这份文件的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的蔡若虹，而蔡若虹正是江西九江人。这份指导性文件激发了全国广大画家投身新年画创作的热情，江西也有大批美术工作者热烈响应。他们积极参与新年画创作，宣传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以及新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希望在人民群众的传统审美习惯基础上，增添新思想、新内容、新气象。
著名画家施绍辰1964年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分配至江西工作。他凭借扎实的绘画功底，创作了《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以扎实的造型与画面处理能力一炮打响，成为许多绘画学习者的老师和偶像。可以说，施绍辰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江西年画作者有着重要影响。刘熹奇老师曾回忆：“1965年17岁的我，有幸在新华书店发现施绍辰老师创作的年画《井冈山上话当年》，爱不释手，很是喜欢，当即买下收藏至今。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机缘巧合，使我结识了施绍辰老师，爱上了年画艺术，并坚持年画创作几十年。”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是1973年于“年画学习班”期间创作的作品，描绘了两位小朋友在“北京牌”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场景，他们身后的墙上张贴着天安门宣传画，反映了当时青少年对首都北京的向往。同时期创作的作品还有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灵感来源于1974年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画中身着军装的少先队员正是影片主角“潘冬子”的写照。刘称奇的作品《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的新年挂历出版发行。江西年画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这不仅让所有人对江西年画刮目相看，更激发了江西年画爱好者的学习热情，许多画家也投向这一阵地，以创作年画为荣。他们创作的年画无疑推动了年画内容和形式的拓展和变革，契合了时代发展需求，充满了社会正能量。
内容确定后，下一步是提升绘制技术、增强年画的艺术感染力。经过调研，江西年画决定学习上海“月份牌”年画风格。月份牌年画以其造型淳朴、色彩热烈、富有强烈的喜庆气氛而受到人们喜爱，具有独特美感。如今，它们已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人民出版社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举办了多期年画创作学习班，报名人员爆满，共有100多人参加。
在年画题材上，70年代的江西年画有意识地选择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题材，这也是江西年画能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涌现出越来越多以“井冈山”为主题的作品：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刘称奇的《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表现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情景；陈慧荪的《井冈红旗》描绘了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妇女会的革命女青年绣制中国工农红军旗帜；章仁缘的《红军路上》则表现了女青年们来到井冈山黄洋界进行打靶训练、接受革命再教育的情景；胡立义的《井冈新苗》描绘了几位少先队员在井冈山上浇灌新植的松苗，表达了井冈山精神代代相传；李振球的《万里征途不停步》描绘了一位干部在井冈山博物馆参观“朱德扁担”，同样反映了传承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主题。
这一时期，江西年画作品有十几件入选1974年、1975年的全国美展，一时引起全国年画界对江西年画的关注，也收获了广泛好评。从70年代开始，江西年画不仅在江西大量出版发行，还被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湖北等地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其他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年，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发行了百万份；1978年、1979年出版的年画达250种之多。从1980年至1992年，江西出版年画50余种，共500多件作品，最高发行量每年达六七百万份，可谓需求两旺、捷报频传。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期。当时，不少画家克服了“关门赶任务”的毛病，深入农村工厂搜集素材，注重提高年画作品的艺术水平。那一时期，年画题材比较广泛，摆脱了空洞概念或表面描写的弊病，努力挖掘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大量而及时地歌颂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成就、新气象和革命胜利带来的喜悦。年画艺术呈现出一片绚丽多彩的局面，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并屡获全国性大奖。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江西年画创作队伍不断扩大。1980年，江西年画研究会成立。1984年，研究会邀请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年画理论家薄松年来南昌讲学，主要讲授中国年画史，并放映了大量中国年画精品幻灯片。此次讲学对江西年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上，给予了江西年画作者们很大启发。80年代开始，江西年画的主题选择更加自由丰富，充满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就在薄松年来赣讲学后不久，在1984年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会上，刘熹奇创作的《祖国啊，母亲》荣获一等奖，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还获二等奖。一人在同一展览上获一、二等奖，在当时成为一时美谈。由于历史原因，这次评选距上一届时隔30余年，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重要的年画评选。值得一提的是，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同年还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银奖。此外，在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中，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徐福根的《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都荣获二等奖。在全国重要展览上取得这些成果，无疑是对江西年画几十年发展的充分肯定。2001年，在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二刘为哥弟俩）、冯杰和张冬生的《春天的故事》皆获铜奖。
1988年5月，刘熹奇应邀赴广州与广东年画作者进行年画创作交流活动，并表演了首创的“透明水色”年画绘制技法。“透明水色”技法是刘熹奇在年画技法上的重要突破。他使用的颜料是绘制幻灯片用的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因此鲜亮透明。关键在于，他不用碳粉打稿，直接以水色作画，避免了颜色变脏。这一技法的发明，源于他十多年的幻灯片绘制经验。凭借扎实的基础，他能自如掌控这种颜料，且无需素描底稿。“透明水色”技法使得刘熹奇的年画作品不仅细腻深入，而且格外明亮清新、透润自然，这是他能在全国年画展览上频频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代表着江西年画不仅在题材选择上有了特色与优势，在技法上也有了创新突破。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第三届全国年画展一等奖，原作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并载入《中国年画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年画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众多产地，曾有过颇为兴盛的阶段。随着时代变迁，这一风靡几个世纪的古老艺术逐渐走向衰败，甚至有人认为它终将消亡。但我认为：年画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相传至今，源远流长，影响甚广。作为我国独有的艺术门类，它汇集了许多优秀的民族绘画形式，因此不会也不该走向衰亡。年画在近代表现出的衰退现象，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潮。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和回归，更因为有一大批情感真挚、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画家执着探索创新，一定会创作出符合当代人审美标准的年画精品，逐步形成新的年画审美情趣，使现代年画艺术重新焕发活力。